1、早期有关宜兴茶的记载和声誉。陆羽在《茶经》卷下“之事”中曾引用《桐君录》中“西阳、武昌、晋陵皆出好茗”之说（《桐君录》一书全名《桐君采药录》，已佚，该书成书于东汉末年。参见《茶经》），这里所谓的晋陵是常州的别称，而自古以来常州辖区内多产茶的仅有阳羡。当时所谓“出好茗”，并不是说生产好茶或者种植好茶，应该是指出产野生茶，因为当时的茶叶是和其它草药并列的。由此可以推断，阳羡产茶在公元220年前（约1800年前）的东汉时期就有相当的名气了。另外，陆羽引用南朝宋山谦之《吴兴记》载：“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，出御荈（茶的别称）”（参见《茶经》）。山谦之所记述的是三国两晋时期的茶事，而三国时期，阳羡属吴兴郡，郡治就在乌程（今浙江湖州一带），两晋时期，晋怀帝为表周王己“三兴义兵”之功，在永嘉四年（310年）置义（宜）兴郡，现在的浙北长兴一带就属义（宜）兴郡（ 参见《万历志》卷一·沿革）。三国孙吴时代，孙权一直在阳羡当政（ 参见《万历志》卷三·职官），而且颇有作为，后来的吴主孙皓也曾封禅阳羡国山，“国山在县西南五十里……本名离墨山”，“孙皓时封之，改名国山……”（ 参见《万历志》卷一·山川），另外又载“离墨山在县西南五十里……山顶产佳茗，芳香冠他种”（ 参见《雍正志》卷一·第8页），“离墨亦多产茶，离墨红筋茶为阳羡真种”（参见《光绪志》卷一·第44页）。种种记载表明，当时的宜兴与孙吴王室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，如果当时宜兴的野生茶产量足够的话，被列为御茶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后人也因之附会有 “国山苑茶”一说 （参见徐风主编《名人笔下的宜兴》509页），但缺少一些史实依据。在东晋、南北朝200多年中，关于宜兴茶的记载非常少见，按理不会差于三国时期。特别在两晋南北朝时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“以茶养廉”，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，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和初步发展。魏晋后，天下骚乱，文人学无所用，渐兴清谈之风。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，必有助兴之物，于是多兴饮宴。东晋名士、司徒长史王濛就是一位爱茶之人，士大夫戏称与其饮茶为“水厄”。这一时期，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：在政治家那里，茶是提倡廉洁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；在文人词赋家那里，茶是引发思维、以助清兴的手段；在佛家看来，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。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在的生长和发展时期，完全有理由相信宜兴茶的地位和名声不会很差。

    2、唐代李栖筠、陆羽和宜兴茶的成名。到了唐代，阳羡茶成为了誉满天下的名茶，史称“阳羡贡茶”。阳羡茶一夜成名的背后有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。据《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》碑刻记载：“义兴贡茶，非旧也，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守常州时，有山僧献佳茗，会客尝之，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，栖筠从之，始进万两，此其滥觞也，阙后因之，征献浸广，遂为任土之贡”，“……每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” （北宋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29，参见《万历志》卷四·贡课）。常州、宜兴和湖州、长兴的史志及许多后人所著的茶书都有类似记载，源头也都出于《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》。这段文字提到与宜兴茶密切相关的两位历史人物，李栖筠和陆羽。李栖筠(719-776年)，字贞一，赵郡(今河北省赵县)人。天宝进士，在肃宗时曾任殿中侍御史、吏部员外郎等职。约在代宗永泰元年(765年)至大历二年(767年)出守常州，大历三年(768年)迁苏州刺史。许多地方说宜兴茶在唐肃宗年间（756-761年）就被列为贡茶（参见1990年《宜兴县志》第3页），似无更充足的依据，确切时间应该是唐大历年间(766年左右)。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长兴是唐代贡茶的发源之地，其实湖州长兴顾渚山所产紫笋茶到大历五年（770年）才与阳羡茶同列贡品，原因是阳羡茶产量不足。“顾渚与义兴接，唐代宗以其（宜兴）岁造数多，逐命长兴均贡，自大历五年（770年）始分山析造，岁有定额，鬻有禁令；诸乡茶芽，置焙于顾渚，以刺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”（参见《嘉泰吴兴志》卷十八）。

    阳羡茶成为贡品以后，李栖筠为方便修贡，就在罨画溪旁（距今宜兴市湖氵父镇西约一里许）建起茶舍，每年采制进贡的万两茶叶就在这里修贡，“茶舍，旧在罨画溪。去湖氵父一里，唐李栖筠守常州时……遂置舍，岁贡万两。盖阳羡茶制贡始羽一言，而舍不存矣”（ 参见《万历志》卷十·古迹）。另有史志记载：“李栖筠……置舍洞灵观，韦夏卿徙兹地。南唐保大四年，命建州置的乳茶，号京挺，乃罢贡”（ 参见《雍正志》卷九·第6页）。以上两段记录表明，李栖筠所筑茶舍实是由洞灵观（今宜兴张公洞附近）改建而成，否则就没有赵明诚《金石录》中“重修茶舍”一说了。所修茶舍实际上是季节性的制茶场所，也是供当时负责修贡的官员暂住和临时办公之地，李栖筠《春日题山家》诗云：“偶与樵人熟，春残日日来”，“燕静衔泥起，蜂喧抱蕊回。嫩茶重搅绿，新酒略炊焙”（参见明嘉靖《荆溪外记》卷四），这首诗表明当时李栖筠他们在春季是住在山区一段日子的。唐大历五年(770年)在长兴顾渚山建起了规模宏大、管理精细、制作精良的贡茶院，并由“刺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”，除朝廷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，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（参见《嘉泰吴兴志》卷十八）。从此宜兴和长兴每年修贡时，常湖两州有关官员就在两县之交的啄木岭境会亭“相会”（参见《万历志》卷一·山川）。唐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作《夜闻贾州崔湖州茶山境会，想羡欢宴因寄此诗》，正是描述的此情此景，诗云：“遥闻境会茶山夜， 珠翠歌童俱绕身。盘下中分两州界， 灯前合作一家春。青娥对舞应争妙， 紫笋齐尝各斗新。自叹花时北窗下， 蒲黄酒对病眠人”。顾渚焙贡建成以后，宜兴茶舍逐渐荒废，故唐许有谷《题旧茶舍》诗云：“春山无草不芬香，一茗何烦荐尚方。陆羽名荒旧茶舍，却教阳羡置邮忙”（参见《万历志》卷十·古迹）。后来，晚唐著名诗人顾况就曾寓居在宜兴茶舍（ 参见《雍正志》卷八·第51页）。

    与宜兴茶密切相关第二位历史人物就是茶圣陆羽。陆羽（约733—804年）字鸿渐，复州竟陵(今湖北天门市)人。是中国茶学的创立者，世人尊称他为“茶圣”、“茶祖”、“茶仙”、“茶神”，所著《茶经》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。据《茶经》记载：“常州义兴（宜兴）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，与荆州（湖北江陵县）、义阳郡（河南信阳）同；生圈岭（宜兴）善权寺、石亭山，与舒州（安徽安庆一带）同”（ 参见《茶经》卷八）。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，陆羽对阳羡茶各具体产区情况非常熟悉。陆羽隐居浙西，实际是“言隐而不隐，居也不久居”，经常与“名僧高士，谭宴永日”，不时周游名山大川，频频更址迁寓，在公元760年至784年这段时间中，陆羽除在湖州的长兴、武康各县外，在余杭和江苏宜兴、丹阳、苏州等地，都有其活动交往线索。由此可以推断，陆羽在浙西隐居的这一段时间，经常到宜兴茶区活动是肯定无疑的，由此也有人认为他曾寓居于宜兴，但宜兴历代的志书上没有明确记载。一些学者依据陆羽晚年和他的好友诗文考证后认为，陆羽隐居浙西的最后寓处应该在宜兴。在唐朝侨寓宜兴的人物中，不仅查找到了与陆羽情笃的皇甫冉（曾任无锡县令）曾置寓宜兴的记载（ 参见《雍正志》卷八·第50页），还直接找到了陆羽和皇甫冉之弟皇甫曾交往的诗文，如皇甫曾《送陆鸿渐南山采茶》一诗云：“千峰待逋客，重茗复丛生。采摘知深处，烟霞羡独行。幽期山寺远，野饭石泉清。寂寂燃灯夜，相思罄一声”（参见《万历志》卷一·山川）。过去学界不知此诗作于何处，现在我们有足够依据表明此诗为皇甫曾在宜兴所作。另外，和陆羽交情堪笃的高僧皎然有酬陆羽的一诗叫《赋得夜雨滴空阶，送陆羽归龙山》，据一些学者查考，乌程（今湖州）境内并无龙山(参见舒玉杰著《茶圣陆羽·坎坷人生》一文)，而历代宜兴史志都载有：“龙山，在县南五十里，下有武陵洞”，“武陵洞一名西施洞，在龙山下，去湖氵父十里。有石乳凝结，若幢幡羽盖状，及泉瀑飞注，榛莽蒙密，人迹罕到”（参见《万历志》卷一·山川, 参见《雍正志》卷一·第13页）。皎然诗中所指的陆羽龙山寓居，应当是宜兴的龙山。另外,唐代诗人孟郊有《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》诗，其中有“惊彼武陵状，移归此岩边”的诗句，有的文章将孟郊的“惊彼武陵状”之句，释作《桃花源记》中武陵人所见的桃花源，实则有误.孟郊是湖州武康人，五十后举进士任宜兴邻县溧阳县尉，他访问过陆羽龙山寓处是完全可能的，既然孟郊有如上经历，诗中“武陵状”还不如释为“宜兴龙山武陵洞寓处的风貌”更合情理(参见舒玉杰著《茶圣陆羽·坎坷人生》一文)。陆羽后期在宜兴隐居期间，他的“缁素忘年之交”——皎然上人曾追寻他的行踪，前往宜兴君山访问他，并作《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，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》诗：“应难久辞秩，暂寄君阳隐。已见县名花，会逢闱氏粉。本自寻人至，宁因看竹引。身关白云多，门占春山尽。最赏无事心，篱边钓溪近”（参见《全唐诗》卷817）。皎然这首诗语意比较明确：他为了寻访陆羽，先去拜访了常州义兴县权县令府第，才打听到陆羽在君山乡的具体地址，然后他们一行数人来到君山寻访陆羽，他们却被沿途的幽美风光的青翠奇异的竹林所吸引，真是赏心乐事，美不胜收，但最终被修竹引到了陆羽的“青塘别业”。皎然等人，风尘仆仆，前来看望，故友重逢，这今陆羽非常欣喜，以君山新茶来招待皎然等挚友。而皎然的诗明确点出了当时陆羽所在的“青塘别业”是在(义兴)君山之阳，罨画溪之畔。这一带也正是宜兴历史上产茶的核心区域。皎然在诗中还对陆羽饶有风趣地说：你的所在环境固然幽美，屋绕白云，门对青山，临近钓溪，占尽春光，真是赏心乐事之所，但亦不宜久留，只可暂居一时吧？皎然诗中的所谓“青塘别业”，应当是陆羽在义兴县君山罨画溪一带访茶、品泉、垂钓，抑或协助义兴茶舍试制贡茶活动期间建造的临时简易草庐。

    综上所述，阳羡茶的地位曾得益于陆羽，也吸引了陆羽。阳羡茶因陆羽而扬名于当朝宫廷和民间，阳羡业茶也为陆羽的不朽著作——《茶经》增添了可贵的实例和浓重的笔墨。我们知道，唐代也是我国茶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，当时的许多诗人名家都与宜兴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杜牧、白居易、卢仝、皇甫冉、陆龟蒙、陆希声、张藉等，都写下了有关宜兴茶诗篇（见附录）。特别是仅次于陆羽的第二位“茶圣”——诗人卢仝，写下了“天子未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的咏茶名句，从此，阳羡茶名重一时，誉满天下。

    3、宜兴贡茶和唐代茶政。也正是在李栖筠、陆羽等人有意或无意的推动下，李唐王朝从此形成了一整套的茶政制度。其中对宜兴、长兴等地影响最大的就是“贡茶”制度。首先是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。如常州阳羡茶、湖州顾渚紫笋茶，睦州鸠坑茶，舒州天柱茶，宣州雅山茶，饶州浮梁茶等等20多州的名优茶。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，名曰“仙茶”。常州阳羡茶，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。其次是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，产量集中，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，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(即贡焙制)，专业制作贡茶，最为著名的就是顾渚贡焙（参见浙江在线《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》）。唐代贡焙制度的实质就是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，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，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，定额纳贡制，犹如苛捐杂税，加重了茶农负担，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，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锁，危害甚烈。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，贡茶院“有房屋三十余间，役工三万人”，“工匠千余人”，“岁贡阳羡茶万两”（参见《万历志》卷四·贡课）。每年春光明媚季节，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常州、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山，然后开山造茶。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，情状正如湖州刺史袁高诗中所云：“阴岭芽未吐，使者碟已频”，工人们“扪葛上欹壁，蓬头入荒榛”，“选纳无昼夜，捣声昏继晨”，艰辛疲困不堪，而官员则“有酒亦有歌”，纵情欢乐（参见明嘉靖《荆溪外记》卷四）。袁高和杜牧一样，都曾出任湖州刺史，亲自督造贡茶，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，斗胆题呈《茶山诗》给德宗皇帝，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，又相对减少了贡茶岁额。杜牧也有诗云：“山实东南秀，茶为瑞草魁……拜章期沃日，轻骑疾奔雷。舞袖岚侵湿，歌声谷答回，磬清藏叶鸟，雪艳照潭梅。好是全家到，兼为奉诏来，树荫香作帐，花径落成堆……” （参见《万历志》卷一·山川）。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，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，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。正如唐僖宗年间常州刺史王积《贡阳羡茶感》所云:“今朝拜贡盈襟泪，不进新芽是进心”（参见《常州志》，引自《全唐诗》卷795）。当然，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，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，缩小商业经营范围，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。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，不惜耗用巨资，制作精益求精，品目日新月异，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。